而今来看，蒋庆先生是否能作为大陆儒学的代表，或曰政治儒学是否足为新经学的典范，诸如此类探讨非但不能让问题得以廓清，反而加剧了国学界的思想迷障。

因此，如果我们说，以往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太侧重在内，而未能充分照顾到外，是可以的，也应该的，宋明理学内部的反思、明清之际的儒学、现代新儒学等思潮都是向着这一方向而推进的。当然，我们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继承与发展，肯定不止上述方面，相信学界的相关推动与发展，必将更为丰富与多元。

笔者认为，在经典的重建与诠释的问题上，言人人殊、仁智互见的情况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而另一种情况，如果有学者执意要搞儒家宪制，而并不主张儒家是作为多元中的一元以参与制度建设的话，那么他其实连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旨都没有参透，这时候他更应该回去读书学习，而不是出来建宗立派。这里要说的是，无论是所谓的大陆新儒家，还是港台新儒家，其实都可以纳入现代新儒学的思潮之中，大家共同为儒学的现代性转进提供贡献。这里的原教旨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就是说，具有原教旨倾向的人，主张要回到原初的思想、教义、信仰、传统、经典中去，而比较拒斥现代性、世俗化的精神和内容。在这样的状态中，合理的重建与诠释工作，都是对儒学经典的继承与创造。

前者的说法是两伤，而后者的说法则是两美。民国时代以至当前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许多儒家学者也纷纷提出要从四书系统返回至六经系统。现在正是儒家重新解释自己以体现时代精神的关键时机。

儒学似乎也起到了一种填补主流意识形态淡弱后的思想空缺的作用。若谓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的不同，是处境的不同，仿佛港台新儒家在港台是在野，而大陆新儒家在大陆是在朝，这个说法可能有问题。先秦墨家并不走心性这一条路，而是通过爱利并行，然后义，利也，把每个人的义和每个人的利益绑定。进入专题： 墨学 儒学 。

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到底是前人胜过后人，还是后人胜过前人？就墨家而言，肯定是后人学术胜前人学术没有通义是儒家的普遍毛病，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你是大陆新儒家还是港台新儒家，是政治儒学还是心性儒学，老内圣也一样开不出新外王。

钱穆先生说过，所谓法家（魏秦法家）毋宁说是儒家的正统。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春秋早期以前，华夏还只有治道，或者说只有统治者的修身内容。后世所谓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绝非偶然。方克立先生的这个讲话精神应该代表了大陆很大一批马列学者对当前儒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和态度，也就是他说的习近平同志的文化思想与我们党的前辈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又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

遵守天下人的通义就是利天下。其实《经上》篇墨子一开始就建立了墨家的心性结构。当政治儒学失去了自己固有的道统坚守，而随附时代潮流去拼贴所谓中国特色、文化本位、普世价值的时候早已失去自己应有的价值。当今是一个多元共在的时代，任何的思想学派要发展，都要允许内部有不同的光谱存在，而不是搞钳制和大一统。

然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大发展，人们才通过向下筑基的方式发展出一套套包括修身、治道的学说。同济大学哲学系曾亦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谈到儒家不能没有官方的支持，而且还要主动寻求官方的支持。

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墨家治道和修身分离度不够，因此内圣外王并兼。对先秦道术诸子而言，修身与治道并没有太大分离。

先秦墨家直接谈心性比较少，但绝非没有。现在的大陆新儒家，则是四不像的儒家。反西之儒与死亡之吻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曹林写的一篇文章叫做《越左越安全：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原载2015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原题为《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无法对话》）。儒家毕竟不是西方人讲的宗教，不完全是扎根于民间的土壤，一旦上面垮了，就会很快失去影响。而当代儒者群体中亦多此类人。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因各自学术路径、方法论范式、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引发的这场思想界论战影响深远。

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之路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可以了，这样最安全。

我们新墨家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命。最终推出墨家兼爱说的根源所在：一爱相若，其类在死也。

孟子四端说受墨家启发，这一点人民大学的梁涛先生已经论证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就要问，现在的儒家到底是压迫人的儒家，还是被压迫的儒家？秦晖先生也说过儒分两种，有反西之儒，有反法之儒，大陆新儒家又是哪种？当初康有为陈焕章搞孔教，希望借保教而保国、保种，结果一生英明毁于一旦。

这位历史大家的判断是正确的。蒋庆现象足以成为一个问题吗？ 自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4月8日在澎湃新闻发表《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一文以来，陆续有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先生《是儒家配不上民主，还是民主配不上儒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刘乐恒先生《当代儒学复兴之路及其三个误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先生《至少就政治儒学而论，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吴光先生《蒋庆先生可以代表大陆新儒家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先生《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如何曲解儒家思想的？》等学者发表专文就其王道政治、儒家议会三院制、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二分等观点进行回应，在大陆国学界引起热议，堪称蒋庆现象。接着社科院研究儒学的方克立先生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召开的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上发言回应道，马魂、中体、西用是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化思想宗纲。儒家不会一味复古，孟子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不是恪守周礼，而是与时俱进，对旧制度进行损益变革，如此才能构建一套垂于万世的大纲大法，与时俱进。

也就是说，大家都只自爱、自己去爱自己的亲人，和找死没差别，所以要兼爱。现在习惯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我说向下筑基。

以《原道》为代表的一群学者于前年年12月在北京开了一个研讨会探讨新儒学在推进当下大陆政治哲学术用层面的可能性与限度。是不是死亡之吻，自有历史和人民作出公裁。

以前学界似乎有一种说法，仿佛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互相不对付，老死而不相往来，比如说一方认为政治儒学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谓心性儒学有内圣而无外王乃儒学的真正歧出。儒家是后起学统，发展比较缓慢，但也不见得是一片空白。

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对余英时先生的死亡之吻说并不赞同。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到底是前人胜过后人，还是后人胜过前人？就墨家而言，肯定是后人学术胜前人学术。当然修身和心性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所以说研究儒家的人、或者大陆新儒家内部，思想取向都未必统一，这非常正常。

首先我问现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意识形态支撑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家思想？很显然不是儒家思想，那么怎么能说儒家在朝呢？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在朝，无不是道统政统合一，就是所谓政教合一，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秋风先生的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即儒家作为中国文化底盘，化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自由主义，会被很多人认为完全没有道理，说不过去，也行不通，尤其是以方克立先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方克立说的马魂、中体、西用，其实也不是原创。

同济大学曾亦先生近作《何谓普世？谁之价值？》里说到儒家能提供更好的普世价值。余英时先生还说儒分两种，有压迫人的儒家，有被压迫的儒家，曾亦先生在那个文章中就说到，儒家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儒学要在新时代更新转进，必须有反身而诚的集体的自省精神。大陆新儒家群体中许多人不赞同。